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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1942年的某一天，在重庆红岩村，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联合召开了一次党员干部大会。
这场大会与以往的例行会议截然不同，氛围格外庄重且沉重。
大会伊始，董必武走上讲台，展开了一封信，用沉稳而深情的语调，一字一句地朗读着这封长达一千余字的家书。紧接着，南方局的最高领导周恩来也宣读了另一封信。
这两封信的作者竟然是同一个人：一封写给他的父亲，另一封则寄给了他的妻子。
信件读罢，台下的同志们无不被真挚的情感所打动，许多人眼眶湿润。
展开剩余90%那么，为什么这两封普通的家书会被选中在党员大会上朗读？信中究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？写信的人又是如何面对生死抉择，多次拒绝逃生机会，连刽子手都忍不住伸手扶持他的？
今天，就让我们走近这位革命烈士——何功伟，从他的事迹中体会一位革命者赤诚无悔的初心与情怀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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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许多传统的中国家庭中，父子之间往往带着几分冤家气息，但何功伟的故事却截然不同。他和父亲何楚瑛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。
何功伟七岁那年，母亲因病去世，年幼的他便由父亲一人承担起养育重任，既做父亲又做母亲。大革命风起云涌，作为乡绅的何楚瑛为了躲避当时农民运动中“打倒土豪劣绅”的风潮，带着还在读小学的儿子辗转于杭州、上海等地，四处逃避风头。
在何功伟的内心深处，父亲的恩情犹如高山般巍峨，似大海般深远。
何功伟自幼勤奋好学，特别钟爱阅读文天祥、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故事。进入武汉读中学后，他开始接触《共产党宣言》《中国怎样沦为半殖民地》等进步书籍，思想逐渐觉醒，民族自豪感日益强烈，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爱国青年。
1935年12月9日，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示威游行。
这一消息传到武汉，何功伟热血沸腾，迅速联合其他进步学生，成立了“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”，并发动了游行、示威、罢课等多项抗日救亡活动，掀起了武汉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。
1936年8月，何功伟在胡乔木等人的介绍下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成为职业革命家后，他毫无保留地投身于革命事业。由于没有固定收入，生活完全依靠父亲从家乡寄来的微薄资助，以及同乡和同学们的帮助。他的住所简陋，仅有一张木板床，很多时候，两三个烧饼便是他一顿简单的饭食。
尽管生活艰难，他却像陀螺般永不停歇，始终充满活力：他组织工人夜校和学习班，频繁奔走于工厂、码头和学校，开展革命宣传；还负责联系和争取社会各界上层人士的支持，组织抗日募捐，甚至肩负着转移党内同志的重任……
1938年6月，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，何功伟成为省委委员。随后，他奔赴鄂南、鄂西战场，开辟了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。
当他的家乡咸宁沦陷的当天，他便率领一支队伍，接收国民党溃败军队丢弃的枪支，组建了抗日游击队。
在他的带领下，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到近千人，多次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激烈战斗，打出了多场漂亮的胜仗。
正当何功伟在鄂南鄂西抗战活动如火如荼之时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新一轮“反共”高潮，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“皖南事变”。
作为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的何功伟也未能幸免。1941年1月20日，由于叛徒郑建安的出卖，他在湖北恩施被捕。
消息传到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耳中，他当即下令：务必让何功伟“转变立场”，为国民党所用。
为实现这一目的，陈诚派出多批“名士”和“学者”作为说客，轮番进监狱劝说，但无一例外均告失败。
紧接着，陈诚又摆出了“三青团干事长”“农业试验区主任”等多个职位，期望用官职和荣誉诱惑何功伟。面对这等诱惑，何功伟毫不动摇，铿锵有力地予以驳斥。
甚至国民党特务还使出美人计，试图用情感攻势令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屈服，但都遭到坚决拒绝。
多次招数落空后，陈诚又放出橄榄枝：你不加入国民党也无妨，只要不为共产党工作，我们可送你出国留学。
何功伟听罢，轻蔑一笑：“除苏联之外，别的地方我一个都不去！”
敌人随后开始施加更为残酷的刑罚。
一开始，他们对何功伟施以各种严刑拷打，试图用肉体的痛苦摧毁他的意志。然而，他们显然低估了这位外表文弱、内心坚韧的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。
接着，敌人将他单独关押在一个密闭的谷仓里，四面用钉子封死，里面漆黑无光，空气不流通，潮湿且臭气熏天。更可恶的是，便桶被放在狭窄的空间里，既无盖子也无人及时清理。
敌人甚至剥夺了他的放风时间，意图用孤立和恶劣环境摧毁他的革命意志。
面对非人的折磨，何功伟向看守所长提出抗议：“囚徒最基本的权利必须保障，否则我将绝食抗争。”
起初看守所长置若罔闻，但每天送进谷仓的粗糙米饭却几乎全被何功伟原封不动地端回。两天，三天……看守们开始紧张。
这时，其他牢房的囚犯纷纷响应，开始绝食声援何功伟。整个监狱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抗议气氛。
事态愈演愈烈，国民党党政工作总队负责人刘丕初急忙命令看守所长：“必须答应他的合理要求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”
就这样，这场在狱中的斗争以敌人的妥协告终。
敌人害怕何功伟的影响蔓延，将他更加严密地隔离起来。但他依旧想方设法与外界保持联系，利用短暂的放风时间传递纸条，还常常在牢房高声唱起革命歌曲。
激昂的歌声鼓舞了狱中同志，激励他们学习英雄榜样，怀抱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，更坚定了继续革命的决心。而听到这些歌声的特务们却惊恐万分，胆战心惊。
当各种软硬手段都告失败后，一名特务向陈诚献计，提出更阴险的策略：
何功伟从小由父亲一手带大，听父亲的话极为顺从，且他在家乡有孝子之名。何不将何楚瑛请来，利用亲情劝说何功伟“转向”？
陈诚认为此计甚妙：“人都有血肉之情，打通感情这关，或许能动摇他。”
更何况，他刚刚查获了何功伟写给父亲的一封充满深情的信，读罢感叹：“我们国民党怎就没有这样的英才！”并在信上题词“至情至爱，大节大义，其伟人也”十二字……
于是，陈诚派人将何楚瑛带到狱中。
得知儿子“犯了大罪”，何楚瑛心如刀绞，急切赶来监狱，希望用父亲的爱与情感说服何功伟改投国民党。
见到父亲风尘仆仆、操劳不息，何功伟内心充满感激，但他早已洞察敌人的诡计。
他坚定地告诉父亲：“我绝不会写退党声明，也绝不加入国民政府。要我出国，必须是以统一战线名义，且去苏联。”
何楚瑛在恩施几乎天天去探监，四十天内来访数次。
面对父亲一再劝说，何功伟总是争辩得面红耳赤。他强忍泪水，反复申明：“我绝不会改变立场，父亲大人莫再为我奔波劳碌。”
得知父亲未收到他之前写的信，何功伟又将信重新抄写一遍交给父亲。
信中，他表达了自己的心迹：
“儿不孝，未能侍奉于父膝下，唯愿抗战胜利之日，重返故里，与父共叙天伦。但若遭逢不幸被捕，当局欲令我‘转向’，我必誓死不从。为天地正气，为人格尊严，除慷慨赴死，别无他途。听闻当局欲借父亲胁迫儿子，我已决然献身真理，刀山火海亦不回头……”
何楚瑛读到“儿除慷慨就死，无他路可循”，肝肠寸断，作为父亲他无法接受儿子选择一条死路。
他痛心疾首，誓要将儿子从死神手中拉回。
于是，何楚瑛含泪回信苦劝，劝儿子回心转意。
但何功伟写下了诀别书：
“儿之所以断绝父恩、弃妻爱，皆因不愿以一家之幸福，换取绝大多数人的永久利益。儿决心以身许国，粉身碎骨，志不渝也！”
老人读罢，悲痛交加，却又无比钦佩。
他再次来到监狱，带着酒壶和几个酒碗，陪伴儿子度过漫漫长夜。
入狱时，何楚瑛不顾儿子责备，从怀中掏出酒壶，倒了三碗酒摆在桌上。
他举杯对儿子说：“今天我来给你庆祝一件喜事。”
何功伟疑惑：“我在这鬼地方，有什么喜事？”
父亲笑着说：“许云（你妻子）在重庆给你生了个胖孙子，这可算喜事了吧？”
何功伟听罢激动跳起：“我当爸爸了！”
父亲走近：“好不容易的喜事，喝一杯酒庆祝吧！”
何功伟接过酒碗一饮而尽，眼神复杂地看着父亲：“爸，您今天来的目的不止是喝酒庆喜吧？”
何楚瑛连忙答：“当然不是，我还想和你一起去重庆看孙子呢……”
话未说完策略联盟，何功伟打断：“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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